老調新彈

　　

　　由於研究徐志摩，使我重新認識了林徽音；在林徽音的著作中，最感動我的，就是她的書信。

　　林徽音如下的話，是我得以用大量情感走入她的書信，進入她的心靈的關鍵。也是這句話，讓我放棄「建築師」、「文學家」、「詩人」、「才女」、「新女性」等等頭銜，嘗試讓『林徽音就是林徽音』的方式來認識她。（不知為何，我竟有某種自信，相信若我能和林徽音碰頭，林徽音會喜歡我這樣的來認識她。）

　　前陣子為了寫出徐志摩和陸小曼的故事，我耗損的很厲害。不僅天天一齊生活的家人們感受到我的消沈疲憊，連偶爾遇見的朋友，也驚異我的頹廢。

　　所以我本來怕再研究林徽音怕到極點。
　　誰知林徽音倒讓我進到另一種境界.......。

　　我就先把我看到的關鍵話記下來吧：

　　凡是在橫溢奔放的情感中，我便覺到抓住一種生活的意義，即使這橫溢奔放的情感是快樂與苦辣對滲的性質，我也不難過不在乎。我認定了生活本身原質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沒有情感的生活簡直是死！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瞭解，能同情種種「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不難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更不怨命運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種人性混合作成的糾紛，人性就是那麼一回事，脫不掉生理、心理、環境習慣先天特質的湊合！....

　　我認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閃亮的、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迸出神奇的──例如兩個人透徹的瞭解，一句話打到你心裡，使你的理智和情感覺到一萬萬分滿足；或例如相愛，在某個時候，你和另外一個人互相以彼此存在為極端的幸福....這種種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寶。世界上沒有多少人有那種天賦的敏感和柔情來嘗味，所以就有那種機會也無用。....

　　轉過來說，對悲哀的敏感容量也是生活中的可貴處。當時此事，你也許流得出血淚，過去後那些在你經驗中也是不可鄙視的創痂。在夫婦中間為著相愛糾紛自然痛苦，不過，那痛苦也是夾著極端豐富的幸福在內的。

　　人活著的意義基本的是在能體驗情感，能體驗情感還得有智慧有思想來分別瞭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別人的。如果再能表現這些體驗出來的情感──不管是在宗教、哲學、詩、小說、或社會學論文──使的別人也更得點人生意義，那或許就是所有的意義了──不管人文明到什麼程度、天文地理科學通到哪去，這點人性，還是人生的關鍵。

　───　1936年2月林徽音給沈從文的信

　　我相信梁思成與林徽音一齊入山千辛萬苦，找到畫中的佛光寺，一齊經歷著這興奮、驚異、讚嘆、感動....是夫婦情感昇華的極致。

　　恰像林徽音說的：「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閃亮的、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迸出神奇的....」

　　這正是那「閃亮」「神奇」的經驗。我相信每對夫婦都有機會經歷。譬如，夫婦兩人一齊看著甫出世的孩子的那一刻....。只是恰如林徽音說的，這體驗需有天賦的敏感和柔情來嘗味。有些人或許有這機會，但卻無法嘗味。

　　幸好這神奇的時刻總是在瞬間。

　　夫婦間絕大部分漫長的時間，是在經驗繁瑣的生活。在繁瑣中找到幽默與美感，更是一種藝術。這藝術非關建築美學、或林徽音好友老金的哲學、或詩與文學....（同是文學家、詩人的郁達夫，不就過早的發表了『沈淪』的頹廢作品嗎？）

　　林徽音說的：「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瞭解，能同情種種「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不難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更不怨命運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種人性混合作成的糾紛，人性就是那麼一回事。」

　　是這種終生的生活體驗成就藝術文學，而不是藝術文學成就生活的體驗。

　　所以當林徽音與梁思成一齊找到建於西元857年的佛光寺， 她面對謙遜的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恨不得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自己陪伴這唐朝婦女，再盤腿坐上一千年！....呵，這是歷史與人情，林徽音看到的不只是建築，她看到了神秘悠悠時光中的人生。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她寫學術報告，總是用上一堆「文學語言」，也只有突出學術框框，方能容納進她對歷史人情的感動。

　

　　林徽音總有這種本事，就是在極苦極苦中，突然一轉，看見快樂的事。

　　逃難到長沙，她寫信給沈從文：

　　「這十天裡長沙的雨更象徵著一切的霉濕、淒愴、惶惑的生活....日子清苦的無法設想，偏還老那麼懸著，叫人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急。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點告訴我一些事，好比說我這種人需不需要活著，不需要的話，這種懸著日子也不都是侈奢？好比說一個非常有精神喜歡掙扎著生存的人，為什麼需要肺病？....死在長沙雨裡，死的雖未免太冷點，往昆明跑，跑後的結果如果是一樣，那又怎樣？」....

　　這短短一段，道盡逃難過程對未來的惶然，又慢性長期病痛纏身的苦。逃難何等需要體力，徽音缺的恰好是這個，可見沿途是充滿著扎掙的。

　　然後這封信筆鋒一轉：「可是今天突然天晴，並且有大藍天，大白雲，頂美麗的太陽光！我坐在一張破藤椅上，破藤椅放在小破廊子上，旁邊曬著棉被和雨鞋，人也就輕鬆一半，該想的事暫時不去想它，想想別的有趣的事....」 

1937.11給沈從文的信

　　另外一段類似的心情急轉彎，出現在她從長沙逃向昆明途中寫給費慰梅。

　　「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到早上十點這輛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二十七名旅客。這是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沿路徽音又發冷又發熱，車子還在有土匪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沒有汽油了。全家只好凍僵的摸黑走山路，終於找到肯收留他們歇息的住家。

　　信寫到這裡當然是其慘無比。可是這封信再度峰迴路轉，生動收筆：「....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雲、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道地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地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注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1937.12給費慰梅的信

　　就這兩段，讓我體會林徽音的性情一二。

　　我一直覺得，泰半的痛苦真正源自不可抗拒的環境不過五成，其他五成，是自己看待痛苦的態度。

　　有的人陷溺進痛苦會到無法自拔的地步，他幾乎有辦法讓其他跟痛苦無關的人事物，全變成痛苦的一部份，他用痛苦解釋一切。在這當頭，想要幫助他用另外一個角度看事情，或幫助他看痛苦之外生活仍存留的美好，簡直是不可能。甚至，他會因為你的企圖幫助，而感覺你不了解他，或者乾脆把你想成傷害他的敵人。

　　另外一些人呢，則是實實在在把痛苦就計算著五成，與這五成痛苦安分的為伴。他經常說的話就是：「認命吧！」「看開點，不然怎麼辦？」這樣的人是佔比較多數的，不耽溺，平平和和，但是也無法走出比較特別深刻的人生。

　　而我最佩服，卻也是極少數的人，是有辦法「化腐朽為神奇」的。他們永遠有辦法在痛苦中深化生命，爆發生命力，以一種寬容與幽默看待人生，因此視角與生活態度總與別人不同。

　　這種能力未必只有文人藝術家才有。有時在街頭轉角、計程車上跟初認識的人聊天，也會偶而聽到以粗俗俚語說出的對痛苦的驚人豁達幽默之語。在醫院裡，我更多看到的是把這種能力轉化成行動的力量，他們拖著殘破近生命末期的身軀，在病房間穿梭，去安慰那些剛得知罹患癌症驚慌失措的人。

　　痛苦越長久，長時間的擁有這種能力就更加的不簡單，因為還得加上跟消沈沮喪搏鬥的耐力。

　　抗日期間，我的確是在林徽音信件中、與梁從誡費慰梅對她的描述中，看到她在痛苦中不時跟沮喪消沈搏鬥，最後總是勝了它們，而後峰迴路轉語出驚人，在幽默中，甚至出現了生命的美感。

　　所以在昆明時期，她信上對費慰梅說：「我是女人，理所當然變成一個純淨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灑掃、擦地、烹調、課子、洗衣、鋪床，每日如在走馬燈中過去。然後我就跟見了鬼似的，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最後我渾身疼痛著呻吟著上床，我奇怪自己幹嘛還活著。這就是一切。」

　　但是在昆明。梁從誡說：「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昆明這高原春城綺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寫了好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

　　我個人對她寫詩倒一點不覺驚異，驚異的是她用「荒唐的好風景」一語。這簡單的一句話，呈現出她痛苦中峰迴路轉語出驚人的性情。

　　昆明轟炸更頻繁後，他們逃到更市郊去。那裡有個瓦窯村。「母親經常愛到那半原始的作坊裡去看老師傅作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然後沿著長著高高的桉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她對工藝美術歷來十分傾心，我還記得她後來常說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變來變去，最後不是成為瓦盆，就是變作痰盂！」

　　林徽音寫信給費慰梅：「天氣開始轉冷，天空布滿越來越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氣中飄滿野花香──久以忘卻的無數最美好的感覺之一。每天早晨和黃昏，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的快感，偷偷射進在這個充滿混亂和災難的無望的世界裡，人們仍然意識到安靜和美的那種痛苦的感覺....戰爭....逼近我們的皮肉、心靈和神經。」

　　每當我讀到林徽音這痛苦歲月中，以其特殊視角，因而能記錄下來的美好，心都會隱隱作痛。

　　這才是我最喜歡的林徽音的一面。

　　所以林徽音到了李莊──這是她最消沈的一段時期，戰爭不知何時終了，跟好友全分散了，肺病一日嚴重一日，物資匱乏到讓我們無法想像的地步....。

　　梁從誡說：「偶而有朋友從昆明或重慶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家裡唯一的一只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然無法量體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沈重，卻沒有像樣的治療....。
　　在這貧病家交的當頭，一個農村女佣洗壞了他們家僅有的床單和衣物，這件任何女主人大概都會瘋狂發飆、或沮喪痛哭的悲慘事件，林徽音卻跟費慰梅幽默道：「農村女佣人好、可靠，唯一的缺點就是精力過剩。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個枕套和相應的不同大小和質地的床單，而白布在市場上又和金箔一樣的難得，你就會在看到半數的床單和兩個枕套再一次認真的洗滌之後成了布條，還有襯衫一半的扣子脫了線，舊襯衫也被揉搓的走了形而大驚失色....」

　　1941.8給費慰梅的信

　　這段最艱困的時期，林徽音也還是總有辦法讓自己沈浸進喜愛的事物中。老金說：「她全身都浸泡在漢朝裡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

　　林徽音跟費慰梅報告：「我讀得書種類繁多，包括戰爭與和平、通往印度之路、狄斯累利傅、維多利亞女王、元代宮室、北京清代宮殿、宋代堤堰及墓室建築、洪氏年譜、安那托里‧費朗西斯外傳、卡薩諾瓦回憶錄、莎士比亞、紀德、以及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們愛讀的愛麗斯漫遊奇境記。」 

1943.春給費慰梅的信

　　梁從誡還深深記得這段歲月母親為孩子的朗誦：「....那聲音真是如歌....她教我讀到杜甫和陸遊的『劍外忽傳收□北』、『家祭母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她常常模仿勞倫斯‧奧列佛的莎劇台詞語調，大聲的『耳語』：『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於是父親、姊姊和我就熱烈鼓掌....。」

　　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林徽音的疾病仍在無情的侵蝕著她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辜負著她的精神。夜裡她不停的咳喘，在床上輾轉呻吟，孤身承受病痛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她是那樣的孤單和無望，有著難以訴說的淒苦，但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滔滔不絕，以致自己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一個重病人。 梁從誡「回憶我的母親林徽音」

　　後來徽音寫信告訴費慰梅她入院檢查：「....別緊張，我只是來作全面體檢，作一點小修小補──用我們建築術語來說，也許只是補幾處漏頂和裝幾扇紗窗。昨天下午，一整隊實習和住院醫生來徹底檢查我的病歷，就像研究兩次大戰史一樣....。」然後語鋒一轉，林徽音開始品評醫院建築了....。

　　 1947.10

　　其實寫這封信時，林徽音知道病情危急手術危險，她手術前寫了類似訣別的信：「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妳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話，該有多好！」

　　 1947.12

　　林徽音對沈從文說：「生活必須體驗豐富的情感，把自己變成豐富、寬大能優容、能瞭解，能同情種種「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責自己，也不苛責旁人，不難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更不怨命運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種人性混合作成的糾紛，人性就是那麼一回事，脫不掉生理、心理、環境習慣先天特質的湊合！....
　　轉過來說，對悲哀的敏感容量也是生活中的可貴處。當時此事，你也許流得出血淚，過去後那些在你經驗中也是不可鄙視的創痂。」 

1936年2月給沈從文的信

　　我透過這些書信體會到的林徽音，恰像音樂中的賦格曲 ── 一首曲子中，雙重對立主題的對抗競逐，哀歌中永遠浮現著樂歌，樂歌中永遠隱藏著哀歌，兩個主題，最後譜出和諧之曲，彼此間不可或缺。

　　賦格曲其實正是人生的一個哲理。生命中只想保有快樂，最後難免變成了膚淺；生命中只記取悲哀，難免過渡陷溺到失衡、沒有「力」的美感。生活若只有書本與思想，連自己都對自己的生命無法動容；生活若只剩感官，又無法避免的讓心靈與情感空洞的可怕！

　　我有時會慨嘆在我們這沒有戰亂、物質充裕的一代，很容易掉入膚淺或生命失衡的危險，或者在物質追逐、社會地位中自我滿足（呈現著上班族的危機），或者在為賦新詩強說愁中自我說服著生命的「淒美」（呈現著年輕人的危機），或者在腦袋裝滿書本思想、生活經歷卻極其匱乏中，幻想著自己內在的豐富（呈現著一路走向學術研究的現代知識份子的危機）其實真正的心靈是空虛無一物的。於是一旦最瑣碎平凡的生活、逼迫人的苦難、人生無法迴避的婚姻親子關係一不小心侵入單向度的生活，立刻這邊那邊一點點的破敗了。

　　正是我用著近百年後的時代，回顧這個透過書信呈現出來的林徽音，讓我有著這麼多的感慨，她讓她的生命走出一首賦格曲，其美，絕不亞於貝多芬的賦格曲。她的生命成為一個藝術，這才是她鑑識文學的、詩的、建築的藝術的根源。